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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会客区沙发上的丘德根心里很是忐忑。
之前在工厂大门外的管中窥豹已经隐约窥探到工厂规模之大，等进入工厂内部一路走马观花，他更是切实地感受到冼耀文的不俗实力，这么大的工厂，就他所知，上海也是寥寥无几。
知道是跟一个多大的老板谈生意，他心里不由有点发虚。
想他前面二十几年一路走来，最辉煌的时候不过是卖掉一家小型印刷厂，租下了大都会影院做放映电影的生意，虽说经营了几年赚了些钱，但来香港仓促，兜里只带了数百元。
到了香港，一直过得甚是窘迫，锦秋怀孕也无钱去医院分娩，只能待在狭小逼仄的廉租房里生产。
好不容易投靠友人有了一份放幻灯片的工作，还可以借着工作之便晚上出来跑片，但短短数月，不过攒了寥寥数百元积蓄，底气不足啊。
丘德根心里发虚，但又充满了期待，若仅仅为了打广告，冼先生根本没必要把自己请到这里来洽谈，也没有必要亲自出面谈，只需打发个手下出面即可，大概冼先生一定想和自己谈点别的。
会是什么呢？
志存高远却身处微末，丘德根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1928年，‘SchottNYC’为哈雷摩托设计了一款机车皮夹克，叫Perfecto，这款皮夹克面世二十年都没有卖得太好，大部分只用来当做买车时的赠品。
一直到大前年，美国摩托车协会在加州霍利斯特小镇举行吉普赛巡回摩托车集会，当天大概有500名非协会成员骑摩托车拥进了小镇，在集会现场饮酒闹事，以至于引起整个会场失控而发生骚乱。
骚乱过后，美国摩托车协会表态说，99%的摩托车车手都是守法公民，只有1%是混乱始作俑者。
就是这1%的所谓混乱始作俑者，在次年，也就是1948年，打造了有别于摩托车协会文化的‘OnePercenters’次文化，也可以称为飞车党组织，他们的成员主要骑乘巡航型摩托车，尤其是哈雷摩托车或其他美式摩托车，还有就是自由、忠诚和反社会的象征。
飞车党不受摩托车协会的监管，他们被归入到违规、不法组织，这帮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法则。”
冼耀文两人走到工厂大门前，纷纷把手里的烟和雪茄灭掉，待穿过大门，冼耀文才接着说道：“其实飞车党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关键是这帮人都喜欢穿Perfecto，一下子就把这款皮夹克销量带起来，加上这帮人一上街就是几百人骑着摩托车，想不吸引眼球都不成。
那些摩托车厂商不可能发现不了这帮人身上蕴藏着的巨大广告宣传价值，他们一定会有所动作，比如推广飞车党文化。
说到推广文化，最好的途径是电影和音乐，我猜测好莱坞要不了多久或者干脆已经在拍摄关于飞车党的电影。
音乐方面，美国那边正在渐渐流行一种新的音乐形式‘摇滚’，这种音乐最早是黑人音乐，只在黑人之间流传，可以算是种族音乐，一开始根本没有白人会听这种音乐，因为这里面涉及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等问题。
西方那边，从18世纪就出现了女权主义，19世纪中叶有了组织性的女权运动，但直到本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女权才得到重视。
理由非常简单，各参战国把大量的男丁输送到战场上去送死，许多原先只提供给男性的工作岗位缺乏劳动力，不得不把女性填充进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如此，女性进入了军工、机械行业，展现了女性也能胜任‘男性的工作’，并且社会依赖她们的贡献，有贡献自然就有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女性的地位自然得到提高。
女权运动获得成功，加上全世界都在刮独立风、革命风，导致底层阶级的反抗意识开始觉醒，大的方面是底层阶级翻身成为高层阶级，开始掌控一国之政权，开展一段新的腐化历程，小的方面是一部分传统的主流文化遭唾弃，底层社会要推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由于以美苏为首的冷战格局形成，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肯定会反映到大众文化之中，电影、音乐的政治意味会变得很浓。
苏联的典型特点是权力与思想高度集中，有些东西由不得民众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有一套标准模具在那里摆着，普通民众就按照模具的样式进行加工，有棱角修掉，缺零件补上。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来看，最适合用来攻击苏联的点就是民主、自由。
反观美国，从种族和民族上来讲，它是一个多元化国家，各种族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矛盾，特别是黑人问题。
从南北战争结束，黑人曾名义上获得解放宣言所赋予的平等权利，然而黑人因为穷困及教育程度较低，为求经济上的生存，必须再度依靠白人雇用，特别是当联邦军队撤出南方，黑人顿时失去了联邦法律的保护，地位又陷入类似南北战争前的状况，南方白人支持的民主党控制南方，实施不少种族隔离法律，黑人重新受到种族不平等待遇。
一直到现在美国的黑人还没有摆脱种族隔离政策，对苏联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攻击的点，不仅仅是舆论上可以用来攻击美国，也可以对美国的黑人进行革命输出，黑人一旦拉起队伍闹革命，对苏联会非常有利。
种族隔离政策和民主党、共和党都脱离不了关系，但和民主党捆绑的更深，之前的罗斯福，现在的胡佛，两任总统都是民主党，共和党不会愿意看到下一届总统还是民主党，自然要对民主党进行狙击。
无论是出于国内的党派斗争还是国家安全，黑人问题都会推向风口浪尖。
无论是飞车党、女权、黑人反种族隔离、意识形态斗争，都在把一些个人思潮和价值观推向个人主义、多元化、追求自由、质疑权威、反对体制、逃离社会等理念，人们会变得越来越追求自由与个性。
对我们而言，大众文化就是商业文化，我们要把产品与大众的价值观互相通融，大众在追求自由、个性，我们就在产品中注入这两样。”
冼耀文捏起自己的西服领子，“西服配衬衣打领带，代表着传统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是精英阶层历经数百年的演变最终定格，而且是制服化，与制度化有很深的联系，不管大众文化再怎么变化，它都会有一席之地。
就现在来说，穿衬衣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穿衬衣要比穿汗衫体面得多。
所以，我在创立中华制衣的时候，选中了综合起来起步阶段难度不太大，但生命力又比较旺盛的衬衣。
我们第一步的品牌影响力营销告一段落之后，第二步的营销方案就是把好运来衬衣同阶层、身份进行捆绑，要给大众制造出只有在办公室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才有资格穿好运来衬衣。
反过来说，只要买一件好运来衬衣穿在身上，立刻会变成体面人。”
林醒良问道：“故意制造出门槛？”
“差不多这个意思，我们要给消费者输出这样一个观念：买好运来的消费者都是体面人，只有体面人才有资格买好运来。没有这种观念加持，收入不高的家庭哪里会舍得花上十几元买我们的好运来。”
林醒良犹豫一下，说道：“老板，我们的定价是不是偏高了，做一身旗袍不过只需十三四块，我建议推出定价低一点的款式。”
冼耀文淡淡一笑，“你说的是最普通的旗袍，那些好的、真丝的旗袍，一件还不是要几十元上百元，我们的品牌定位本就不是面向所有人，价格不能降，只能一步步往上涨，要是谁都能轻松买得起好运来，品牌也就完了。”
冼耀文指了指林醒良，又指了指车间楼，“一旦没了品牌加成，我们凭什么跟其他制衣厂竞争？
只能依靠压低成本，从你身上，从办公室职员、车间女工的身上，先压工资，再压福利，然后延长每个人的上班时间，降低食堂的伙食标准，什么菜便宜就买什么菜，米也买最便宜的，粗粮、细粮掺着吃。
托儿所、医疗室、班车，这些既费钱又对生产没多大帮助的设施，也应该全部停掉。”
说着，冼耀文又指向托儿所外面的滑梯，“还在襁褓里就带到托儿所，上班时间跑过来喂奶，为了催奶，在食堂里一个劲吃荤菜，晚上带回去吃的饭菜也会偷偷多打一个人的量。
这些我全看在眼里，可我并不想为难大家，有些事情只要不是太过分，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
但是中华制衣是工厂，不是善堂，我宽容并不代表我蠢，账我还是算得明白的，我们厂里的一切福利都要以利润为支撑，为了维持高福利，我们的核心产品必须追求高利润，薄利多销只能当成营销手段的补充，而不是主要手段。”
冼耀文拍了拍林醒良的肩膀，“消费者是上帝这一点，我们既要说，也要落实到做，但心里不用太当回事，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拿过来装到我们自己口袋里。
我们包括我，你，还有厂里的其他人，我们大家才是一家人，自己人，有福同享。
薄利多销是在保障我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牺牲厂里其他人的利益去讨好消费者，厂里赚多赚少跟大家的关系不大，大家能拿到的无非就是最基本的工资，福利就不要想了。
清末的一位大臣他塔拉·刚毅说过一句话：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也就是后来梁启超总结出来的那句‘宁与外邦，不予家奴’。
我觉得这种思想要不得……”
冼耀文故意顿了顿，摆了摆手，“算了，不多说，再往下说就是标榜我自己，我们还是说回夹克。
飞车党文化一旦传播开来，摩托车还有他们身上穿的皮夹克也会流行开，服饰的专利形同虚设，很容易就能绕过去，我们可以在Perfecto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升级；
一开始先推出雷同的款式，定价比Perfecto低一点，但不至于低到有倾销嫌疑的程度，搭上这辆顺风摩托，一头扎进美国市场，然后随着飞车党攻略其他国家，一个新品牌就能走上轨道了。”
林醒良忽然迷糊地说道：“老板，不对啊，伱刚才说新品牌走薄利多销的路线，但是你现在说的明明还是走精品路线。”
冼耀文轻笑一声，“新品牌和好运来差不多的品牌运营思路，一开始也会把中英文品牌分开，中文走薄利多销的路线，我们只进行品牌运营，生产环节外包出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去计算生产成本的细账，只需要计算加工费，帮我们代加工的工厂福利如何也轮不到我们操心，我们只需在意售价与成本之间的差额。
英文走精品路线，售价要保证有不错的利润空间，而且中文的薄利多销带来的巨大订单量，也可以帮助英文精品压低加工成本，提高利润率。
前期就这样规划，后期看品牌发展情况再决定是否要把中英文品牌打通。
新品牌的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暂时不要对外透露，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好运来，只有把它做起来，让大家看到希望，才适合谈其他。”
两人一路聊到办公室的门口，脚步一踏进办公室就戛然而止，联袂来到会客区，冼耀文先介绍了丘德根和林醒良两人，然后直入正题，并没有采用迂回的策略。
“丘老板，你清不清楚租一部电影的拷贝一天租金需要多少，我指的那些已经上映几年甚至十几二十年的老片。”
“一元到五元不等，时间越长越便宜，热门片比冷门片贵一点。”丘德根心里稍稍激动，好像冼先生要跟他谈的事情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
冼耀文心中却是有点诧异，跑电影公司的时候，他打听过租拷贝的行情，他打听到的价格要比丘德根说的贵十倍，是欺负他外行还是对“老片”的理解有误会？
“丘老板，你确定？”
丘德根自信地说道：“当然，我做了几年的放映电影生意，现在又在一家买卖影片的公司上班，对电影拷贝的行情十分了解。”
“这样啊。”冼耀文故作恍然大悟，“丘老板是农村人吗？”
“不是。”
“有没有去过香港的农村？”
“没有。之前打算去农村放幻灯片，但路太远，当晚赶不回来，会耽误第二天上班，一直都没去成。”丘德根如实说道。
冼耀文颔了颔首，“我和丘老板不太一样，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也跑了香港这边不少的围村，对农民的生活和香港这边的农村都有一定的了解。
《南京条约》签订之前，香港、九龙、新界三地，从地缘上属于宝安县，但大部分土地属于邓、侯、廖、文、彭五个江西迁过来的家族，这五个家族在这边发展了一两代人也就迁走了，但地契还是在他们手里，只是把地租给了佃户种，他们定期从佃户手里收租。
英国人一开始虽强调‘私有合法财产权益，概准仍旧自由享用’，但并没有找清政府核准土地的主人，只是将错就错征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