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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王锡爵担任首辅以来，朱载坖首次召见内阁辅臣，对于这些辅臣们来说还是极为重要的，同时这些辅臣们也是很清楚朱载坖的意思的，王锡爵的内阁辅臣班子，必须向朱载坖汇报他们的设想等事情。
和之前申时行担任首辅的时候以稳为主，保障军需的主基调不同，朱载坖对于王锡爵内阁的要求是很简单的，就是要大规模的推动改革，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在申时行担任首辅末期，朝廷财政有了重大盈余，所以在时任首辅申时行的支持之下，朱载坖批准了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现在这些计划也已经到了实施的阶段，应该这么修建这些基础设施，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所以朱载坖和太子召见了王锡爵和所有的内阁成员，是要面陈机要，王锡爵率领内阁辅臣们向朱载坖行礼之后，朱载坖问道：“卿等司职内阁，为君辅弼，元辅可有成算？”
王锡爵赶紧起身说道：“陛下，臣以为行政之要，在乎吏治，必先整饬吏治，而后政令可行也。”
王锡爵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整饬吏治，因为从朱载坖即位以来，大力推动改革，主要是在财政和军事方面进行，在吏治方面，主要就是为了加强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实施了析分州县和增加基层官吏的工作，这些都使得大明的官僚数量急剧膨胀，这就必然导致官员素质良莠不齐。
除此之外，王锡爵也指出了之前朝廷在用人上的一系列问题，之前的考成法片面强调赋税在考成中的作用，一些官员科敛百姓的行为依旧是存在的，而且在改革初期，由于人才不足，朝廷对于一些有瑕疵的人也加以使用，这也导致了吏治的败坏，一些地方官员认为只要能够完成朝廷的考成，即便是贪墨一些也并不是什么大错。
在加上之前的京察大计多以政务处分为主，对于这些官吏们的震慑不足，所以吏治出现了败坏的情况，而朝廷现在又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对于这些贪官污吏来说就是上下其手的好机会，如果不能先整饬吏治，朝廷大规模投入的这些银钱，恐怕到时候只能够得到一些豆腐渣工程。
所以王锡爵的看法就是必须以整饬吏治作为现在朝廷的主要任务，大规模的整饬吏治，使得朝廷的这些投入能够换来合格的工程，同时借此减少国内矛盾。
王锡爵将整饬吏治作为自己任内的核心问题，这得到了朱载坖的认同，之前大明朝廷的重心一直在经济和军事上，对于吏治问题的关注是不够的，所以王锡爵认为现在是到了朝廷整饬吏治的时候了，而且王锡爵对于吏治的态度就是必须要重典惩治，之前的京察大计为什么效果不好，主要就是因为吏部处分无非就是政务处分，对于这些官员们来说确实是威慑力不大。
所以王锡爵将处分权移交给了都察院，动用刑律严厉惩治这些贪官污吏，节约朝廷的钱粮，除此之外，王锡爵认为整饬吏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就是为了杜绝党争，这也是王锡爵最担心的事情。
王锡爵对朱载坖和太子说道：“陛下，殿下，臣以为能亡国者，党争也。此前宋之鉴也，而所谓朋党，无非两种，第一门生座主之党，天子而欲收贡士为私人,何怪乎举主门生怀私以相市也。此朋党之所以兴,而以人事主之谊所由替也。第二则是地域之党，乡曲党羽，结成一体，似当世无意于斯人,而彼之苫块之后,或深藏之。似斯人无意于当世,而校之蒲园之中,说者谓座主复推座主,门生复及门生,诚为确论。”
之前朱载坖所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因为讲学所成立的各种党派，打击的主要是嘉靖以来所兴起的讲学结党之风，所以朱载坖将所有的学校收归官办，同时严厉打击私自讲学，防范朋党的兴起，但是王锡爵指出，除了由讲学而聚集起来的朋党之外，还有因为科举而产生的朋党和地域结党，这些都是需要严格加以防范的。
地域结党这事在大明已经是极为常见了，在本朝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斗争中,士人的省籍逐渐被提升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正德时期,把持朝政的刘瑾、焦芳因恶浙江余姚人谢迁,遂颁令“余姚人毋授京官”。
焦芳因为彭华也厌恶江西人，甚至说过：“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华、尹直、徐琼、李孜省、黄景等,多被物议。宜裁减解额五十名,通籍者勿选京职,著为令。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
在之前的大明政坛中，这种以籍贯结党的情况是极为普遍的，随着时人省域意识的不断强化,以省为认同单位的地域性政治派别不断涌现。以刘瑾、焦芳为例，省籍已经成为区分敌我的一个重要指标。除裁减江西乡试额外,刘瑾等“又自增陕西乡试额至百名,亦为芳增河南额至九十五名,以优其乡士”，将同省士人视为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而在科道兴盛，文教发达的南直、浙江，这种情况就更是普遍了，以南直为例：“嘉靖末,吾直隶华亭徐公阶以少师,常熟严公讷、兴化李公春芳俱以太子太保,同在阁,凡三人。隆庆年,南直隶吴县申公时行以少师,歙县许公国公以少保在内阁,而吾州王公锡爵又以宫保继之,三公皆在大江以南,则尤盛也。申、王同郡,又盛也。”
这种以籍贯区分敌我的形象，在大明政坛上已经非常常见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南直、浙江、江西这三个科举强省当中，由于他们在朝廷中乡党甚多，所以他们才能够组成乡党，在朝廷上纵横捭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