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7章比来格物多难疑（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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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咨皋就指出，近年以来，西洋各国造舰的速度增加，他们从大明购买船只加以改装，同时在南洋等地再次蠢蠢欲动，通过大明在西洋的使臣、军官们的奏报，现在西洋各国都极为重视水师的发展，佛郎机之前在和尼德兰、英吉利等国的交战之中水师受到重创，之前还不得不向大明求购船只，但是现在佛郎机水师也已经恢复了，同时佛郎机还在继续扩张自己的水师，好准备和尼德兰再次交战。
    而其他的西洋诸国，自然也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也在加强自己的水师，不仅仅是水师战舰，还有商船队等，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扩张，俞咨皋就说道：“陛下，彼之商船，亦多加装火炮，一旦战时，即成水师，此为大明之大患也。”
    这点朱载坖也是很认可的，尽管这些年以来，大明在水师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这这些年以来，通过和尼德兰人的合作，大明水师的远洋能力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实现了去往西洋所谓的新大陆，同时在南洋等地，更是已经成为了大明的后花园，但是大明商人出海的欲望是不够强烈的，所以尽管大明的商船队规模也是十分之庞大的。
    但是大明的商船更加倾向于在倭国、朝鲜、南洋等比较近的国家开展贸易，对于前往西洋等国，大明的这些商人是不太积极的，朱载坖认为要鼓励这些商人进行远洋航行，资助远洋商船的建造和武器的配置，对于前往西洋的商船，必须要配置相应的武器才行，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
    现在西洋的这些商船都是武装商船，其实在现在军舰和商船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泾渭分明；任何一艘船都必须要战斗；西洋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地鼓励商人建造坚固的船只，并希望为它们配备精良的武器和人员，其双重目的是第一确保商船的安全，第二到了战争时期可以被征召为海军。
    这就使得西洋各国拥有极为庞大的预备舰队和水手，俞咨皋认为这对于大明构成很大的威胁，俞咨皋认为，除了大明水师之外，也要效仿西洋各国的办法，资助大明的商船队发展，大明水师有足够的预备队可用，这点是极为重要的，这点朱载坖也予以了同意，命令军机处和水师衙门制定相关的则例。
    在和这些重臣们商量之后，朱载坖回到了西苑，朝廷上下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当然是制科了，不过朱载坖将此事都交给了太子处理，朱载坖本人并没有干预此事，而是回到了无逸殿，朱载坖调取两宋相关的史料，直接开始研究。
    两宋是内禅比较多的朝代，同时也是和大明很近的朝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取法于宋就成为朱载坖最好的选择了，不过两宋士大夫对于三代之治是比较推崇的，士大夫都肯定了尧舜禹禅让的正面意义，继承了儒家对这一问题的一贯看法。
    当然，苏轼仍然持怀疑态度，他就认为：“父之位传归于子，自生民以来如是矣。尧以未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启果贤，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择启而归焉，是饰伪也。”
    不过在徽宗向钦宗禅让的时候，很多大臣就公开表示了支持称：“道君皇帝体道法古，因天顺人，不贰不疑，传付大器，授受之际，架然明白。虽尧之禅舜，何以加此!下视汉唐，无足比数。此诚宗社之休，而生灵之福也。”
    所以从此之后，两宋对于禅让的态度从私下支持变成了公开支持，在宋高宗禅让给宋孝宗的时候，朝野上下的支持就是很明显的，朱载坖注意到了时任宰相留正的一份劄子。
    在劄子中，留正说道：“昔尧以天下与舜，必先历试诸难，至舜之命禹，亦必丁宁而告诫之，盖神器之重，庶务之繁，非可以尝试为之也。寿皇承高宗之付托，临御二十八年，一旦有倦勤之意，将举而授之，圣子乃先开议事堂，俘之参决，其望之重，爱之深矣。虽日:圣子生知之性不待学而能，至是闻见益广，情伪毕分，曾未旬日。寿皇已有谙知外方物情之喜，日久习惯，岂曰小补哉?然则今日施设之美治功之盛，皆得之于家法之传，其视舜禹尤有光焉。”
    对于高宗的禅让，群臣是予以极高的评价的，两宋的大臣们对于此事都是予以赞美的，他们认为：“尧以天下禅舜，舜以天下禅禹，揖逊相继，可谓盛矣。然其传也，非夫子。至于成周，自文王传之武王，武王传之成王，父作子述，亦云美矣。然而未尝亲授受也。故夫以父子之亲，行揖逊之道，其惟我国家乎?仰惟高宗以知子之明，顺承天意，睿发神断，全以所付，界之寿皇。而我寿皇荷付托之，重十闰之间，兢兢业业，终始如一。用能增光大业，驯致王平。及夫倦勤万机，则又复举神器授之圣子。三圣矩叠规重，盖自开辟以来，所未有也，于皇休哉?”
    在徽宗和高宗的两次禅让之后，在大宋形成了禅让的祖制，同时随着自北宋中期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回向三代、上追尧舜成为一股风尚，其中尧舜禅让更成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典故。
    所以自北宋真宗未然内禅直到宋徽宗内禅，士大夫们所高扬的内禅之说由理论走向现实，并为士大夫群体公开表达各自的禅让观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禅让政治与禅让思潮交互作用，成为了朝野互相呼应的一种极好的政治氛围。
    所以使得两宋的禅让能够成为一个很普遍的事情，朱载坖认为这种禅让制度是很好的，内禅政治的积极意义在于，内禅是对皇位终身制的突破，有助于打破“老人政治”，宋代四帝五禅形成强大的政治冲击力，是对皇权的主动限制，这是朱载坖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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