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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之后的事情反倒是要比之前更多，由征东军团司令部、外交部派员和长崎直隶府政厅人员等组成的临时管制委员会负责了大部分事情，军团总司令刘载戢担任委员长，行政参谋张希贤担任执委，实际上的指令到多出自后者之手。
管制委员会下面分为两个大部分，一个是租界市政委员会，另一个是中日特别事务交接委员会，同时，外设了宪兵委员会做监察检查工作。
市政委员会直接替代市政厅工作，由东京本地的华商代表以及从长崎、广岛和大阪临时调配的市政人员接替英法两国的位置，与美国市政人员一同维持市政厅的运转。
而中日特别事务交接委员会则主要负责与日本政府联系，实行间接统治。
一般情况下，管制委员会通过指令、备忘录、书信等方式发出命令，交给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则负责将其变为法令，付诸实施。
如遇紧急事件，来不及变为法令，委员会则会将命令直接以“管制敕令”的形式予以公布。
为此，日本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公望被请出来，出面维持秩序。
西园寺公望出身高贵，祖父出身五摄家，祖母出身御三家，年轻时留学巴黎十年，学识渊博，为伊藤博文邀请参政后，在各方都有好名声，自然是稳定人心的首选。
虽然他对政治和权力并不感兴趣，当政时也无时无刻不想辞官隐退，但西园寺这个人的性格又决定了他只会随大势漂流。
他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改变这些。
西园寺公望在这其中的唯一的抗争便是，他只愿意呆在自己的别墅庄园坐渔庄内。
1938年12月17日，国会一致通过紧急法案，撤销清浦奎吾首相职位，并推举西园寺公望担任首相。
同时，为了维持政府样子，国防军还特别调配了一架飞机，每天早晚两次，往返东京和爱知县，将内阁的政务消息传递给西园寺公望，由他签字后实行。
从实际效果来看，在张希贤的努力下，管制委员会的工作比较顺利。
市政委员会自然没什么好说的，标准的租界机构，运行的不要太成熟。而特别事务交接委员会的工作则更能体现张希贤本人的能力。
管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稳定日本的政局和经济，保证东京的物资供应和基本民生，防止出现大规模动乱。
不过，由于日本政府的执政能力有限，无论是东京政府，还是广岛政府，都是一路货色，因此管制委员会的工作量要比后来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要多得多。
目前时间短暂，管制委员会自然也没工夫给日本办个公务员考试，官僚体系只要凑合能动就行，反正效率低也低不到哪里去。
不过，张希贤也已经制定了具体的官僚体系重组计划，并提交给了国内，决定是否实行。
在让日本政府动起来之后，各项事务自然也就可以办起来了。
土地和人自然是首要的，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和治理必然要去做土地统计和编户齐民这两件事，管制委员会可以直接调用日本政府的资料，然后通过公告等方式实行相应的政策。
在当局的劝说和帮助下，恐惧战争而逃亡的日本居民陆续返回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真正的逃亡，只能说是从城里搬回乡下老家躲避兵祸。日本已经建立起来了基本的村一级的行政组织，因此这方面的政令也能够及时的传递下去。
民政当局还开设了专门的集散市场，供农民出售粮食，市民购买生活必需品。而运输保证依然以海运为主，毕竟日本的铁路发展艰难，道路情况也不容乐观，陆地运输疲软，再加之日本的地形特点，在国防军控制的区域内，大部分城市都在海边，这就为运输提供了便利。
不久之后，在委员会的统筹下，由舰队勤务支队牵头成立了航运委员会，从中国购入基本工业产品和粮食，保证各个城市的基本需求，并保证日本各个城市之间的商业流动需求。
基本的工农业生产也得到了保障，不过，国防军也没有苏军那样的需求，所以对农业生产并不太关注，也无需日本农民上缴粮食。
当然，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对日本农民来说并不算好事，历史上南库页岛的日本农民第一次吃上大米和不挨饿恰恰是在苏军占领时期，因为苏军控制时，农民只需要上缴40%的收成供应军队。
但在对岸的日本本土，美军对于“打地主打土豪”显然没兴趣，甚至还对当地的商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就导致不少的北海道和本州东北部的日本人逃往库页岛，让苏联人很苦恼。
需求不同，目标自然也就不同，管制委员会就更关注附近的交通和商业。
现代战争对于人工建筑的破坏力显而易见，国防军本就是大炮开道，沿途损坏的道路和建筑也确实不少，自然需要人等组织修复，尤其是通往港口的道路。
如果说修路是眼面下的事情，工商业的恢复即简单也复杂，其中主要是对英法等国在日设立的工厂的接收和重启，英法商人在两国撤离之后，出售了不少企业，大部分被华商接手。
论经营，商人自己就会动起来，这是简单之处，而复杂的地方则要涉及国内的利益划分。
肉食者鄙在很多时候都是常见的，日本这点利益只能被称为蝇头小利，总共一干万圆，总价值也就1.5艘驱逐舰的资产让这群人争得头破血流，短短七八天内，两百多起商业纠纷被打到了管制委员会，没打到管制委员会的还不知道有几干起，人命都闹出来好几起，气的张希贤直接宣布对这些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由管制委员会组织拍卖。
总之，在张希贤的主持下，东京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学校复课；居民获得了医疗援助和低价药品；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恢复开放……
同时，他对国防军的军纪问题也很重视，要求军人尊重当地居民，不得抢掠财物、骚扰妇女、破坏神社等，并亲自主持处理了一起由军队引起的大规模骚乱。
并且，他还按照原定方针，对取消租界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既然自己是打着亚洲解放的旗号来的，自然就要做点实事，中国不是日本，我们有充足的资源以供使用，正常贸易显然比掠夺更划算，毕竟人是很宝贵的，奴隶所能提供的价值远不如自由民。
而东京的临时新政作为对日的模范工程，管制委员会显然也做得很好。
不过，临时新政终究是临时新政，是否转正还需要中枢的决定。
此时中枢也在加班加点的制订对日纲领，其核心内容无非三项——政治、经济和军事。
军事方面的争议自然是最大的：
1.是否需要帮扶他们重新组建军队；
2.军队规模是大是小，具体是什么规模；
3.东京有了一支军队，广岛、仙台、北海道是否也需要一支军队以作制衡；
4.调度权和指挥权如何处理；
5.军费如何处置；
6.是否需要拨款辅助在日本列岛的关键地方建造永备防线；
……
关于第一条内容，支持的并不少，或者说，非常多。
如今的与左念微的思维完全不同，左念微不在意英国在远东的势力，但时人顾虑颇深者却不可胜数；左念微对日本的潜力有所顾虑，但如今的人完全不在意日本的武装规模，也不认为日本能够与本国争锋。
是骄傲吗？
显然是的，但也并不奇怪，也很难去纠正，甲午后的局面并非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如果没有经历过，任谁也不会想象到那是何等的黑暗。
不过，在规模上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有保守的，也有激进的。
前者认为日本的陆军只需要一支现代化的轻步兵部队和少量独立炮兵单位，总兵力应不多于8万；
海军则以近海防御的鱼雷艇、布雷艇、小型潜艇为主，辅以一些岸防炮单位；
航空兵部队主要装备战斗机，辅以少量的俯冲轰炸机，约250架战斗机和80架俯冲轰炸机。
后者则要大胆的多，他们认为应允许东京组建6个完整的步兵师和独立火炮单位，大约是十五万人，九州、北海道、广岛、名古屋、仙台以及尚在美国控制下的大阪和京都各自组建1个轻步兵师和独立炮兵单位，最终陆军总兵力约为二十七万人；
而海军和航空兵部队规模也要扩大，海军须有两到三支驱逐舰分队，能够辅助海军执行运输线护航任务；
航空兵所装备的战机没啥变化，但数量要多的多，战斗机数量提升到500架，以重型截击机为主，同时也装备俯冲轰炸机和中程轰炸机。
反对者大多认为这样的武装并不安全，一旦出现差池，恐蹈戊寅、甲午覆辙。
而支持者则以战端将起，战火必席卷两洋亚澳，地广万里，漫长的战线、绵延的后勤线和广大的占领区，这都需要海量的兵力来维护。
国人贵而倭人贱，使之辟路开道，岂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