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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对此事的态度倒是很实在，火控雷达、对空雷达、鱼雷、航空发动机等先进设备如果能搞到手，付出一些代价也无妨。
德国人的诉求就是大型水面破交舰，既可发挥实际功效，也可作为存在舰队威慑英国，无论是哪一种，都与本国利益具有一定重叠。
而水面破交舰无非两种，一种是战列舰，一种是航空母舰，两种对于宁庆光来说都可以接受，海军内部大部分人可以接受航母，而对战列舰抱有疑虑。
其原因一方面是战列舰价值较高，先天的心理难以接受，而另一方面也是战列舰设计暂时上到了一个平台，在短时间内显然不太可能出现一次飞跃，德国人又有底子，搞不好一步就能追上自己。
但航母却不然，发展迅猛，变化很快，而且德国人对于航母的研究较少，等德国人吃透了，这型舰也该落后了。
还是那句话，纯粹的利益角度的互惠互利很多时候并不能满足政治上的需要。
对于战列舰，钱不是问题，要考虑的也绝不是钱的问题。
但这份工作，左念微还是交给宁庆光了，而与德国人谈判的事情则依然由伍均豪牵头，看看能敲出什么东西来。
不过，外交部目前手里倒是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去年12月，西贡方面向龙川等地发动了猛烈进攻，原本计划前往***的第67坦克营被抽调到了印度支那，该营主要装备D1轻型坦克，虽然这小家伙在法国本土只能担任训练车，但在面对主要反坦克手段依然是炸药包的越军，这些小家伙的表现倒还算是不错，至少比快要趴窝了的雷诺17好多了。
与法军一同进攻的还有第117炮兵团，该团与年初抵达印度支那，主要装备依然为75mm野战炮，但在火力、兵力均不占优的情况下，第二支队在龙川防线损失惨重，而越军第七军则被全歼。
随着龙川防线的失守，越盟瞬间陷入了三面临敌、海陆夹攻的困境，为此，同盟会执行会不得不调遣原本负责海岸防御的第二军去堵西线的缺口，而这就给法国海军更多的机会。
1月17日，法军海上步枪队组织了登陆战，迫近金瓯，并迅速攻占了港口和城市。
为了缓解局势，第四支队随即西进，向藩切一带推进。
然后，令人头疼的事情就来了，在执行会商议取消第二支队与第七军番号时，大会发生撕裂，明乡社三山派、心心社荣荣派、揆**等派反对解散第七军。
在半年多的防守中，这个松散的组织早已经卸了最初的那口气了，而第四支队按兵不动，又让部分人非常不满。
生死存亡之际，往往最容易激发矛盾，南圻的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与法国殖民分化一同浮现，南圻的情况更接近东南亚，无论是民族组成、认知均是如此，南下的京人、土著的高棉人与占人还有渡海而来的华族，认知是不同的。
而同盟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更无法统一各方的认知，大部分基层对于越盟并没有什么认同感，构建民族国家实际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比之下宗教的组织要简单得多。
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这样的起义是注定被扑灭的。
而事实夜确实如此，2月13日，彭直臣遭到暗杀，执行会中央在评估局势之后，临时授予阮必成最高职务，随后由驻守渭清的第四军掩护离开，在与驻守芹苴的第一支队和第一军会和之后，突袭永隆。
此时，法军主力正在应对逼近西贡的第四支队和第十四军，而偏师则在应对各地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有些是本来就有的，有些是各军中散出来的，缺乏武器弹药和组织指导，撑不了多久。
因此，在打下永隆之后，阮部立即渡过前江，突向着西宁方向。
期间，阮部多次与法军交手，但最终在阮必成等人的指挥下化险为夷，并在第四支队的策应下，顺利攻克嘉义，暂时安顿下来。
但这一闹的影响是巨大的，两支国际支队中的大部分人对于越盟的闹剧都感觉心灰意冷，在抵达嘉义后不久便递交辞呈，最终仅余463人选择继续留下，其余数干人均选择回家。
这对于越盟来说打击非常严重，这数干人都是真正的精兵，士气高昂，素质很高，至少都是高中学历，否则不会有这样的觉悟来到这里。
同时，这也是对国际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与西班牙政府选择解散国际纵队一样，都极大的打击了国际主义运动，未来的很多年里，恐怕都很难见到大规模的自我组织的国际主义的进步力量。
那么接下来的道路也就很明确了，如果再有此类军队出现，要么是GC国际的组织，要么就是一些列强的代言人。
最终，剩余的人被阮必成编入了教导队，与第101国际旅（团级）合编，并从越军中抽调精锐参与，而总人数尚不足一万的第一、四、九军被重新整编为第一旅，第十四、十五师则被整编为第二、三旅。
3月9日，各旅又接受了从中国一批武器，重新武装了一番，并受到北京命令，入越军官团全面接管越军营级主官及以上指挥，执行会完全接受联合会指导，由阮必成担任执行委员长，黎辉伊担任监督委员，越籍干事重新考核培养，暂由联合会派出员担任职务。
对于此次胜利，法国高层自然非常高兴，但他们依然选择不报道该事，并在第四支队重新退回藩切一带之后，积极与中国开始了交流，并透露出了一些更为重要的消息。
而不久之后，这些消息也得到印证，莱昂·布鲁姆选择提前解散政府，而激进社会党的卡米耶·肖当宣布当选。
肖当对于越南战事感到厌烦，他认为如今的施政重心应该是法国本土，推动铁路国有化、改善法国经济以及防备德国“偷袭”远比在远东浪费法郎更有价值。
当然，促使他们这么做的，也有英国人的因素。
大萧条之后，虽然依靠着英帝国的支撑以及相关国家的协助构建出英镑集团，但英国人的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
当英国再武装时，它自己与它的敌人们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模样了。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未期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也是一个变化的时代，各国的思想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于世界格局的认知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三段执政时期的思想跳跃也可以一窥彼时的境遇，从“戎装世界，尊国体为仗强权；铁血乾坤，能战胜即是公理。”、“军人无上神圣......而战争实人类开化之推进机。”到“贪官污吏为国家之蠹，土豪劣绅为社会之蠹，裕成工业，为稳农业，将使耕者有其田。”、“寰球诸国，应以通商为好，利益纠纷，应为大国裁量。”，再到“各国外交事务应以合作为前提，以公开议会为保障，实行多边外交。”、“民族解放与民族自决是国际合作基础，广大亚非拉地区不应继续受到压迫，否则无国际合作可言。”。
可以明确观测到，从巴黎和会开始，“民族自决原则”逐渐得到世界公认，并以此为基础在中欧与东欧建立了一系列所谓的“民族国家”，然而，协约国却没能改变欧洲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更没有颠覆传统外交的强权政治游戏规则，国际联盟只是一个摆设。
但是，旧的游戏规则没有改变，而规则的重要基石却崩碎了，奥匈帝国的消失颠覆了旧时代的外交均势，“民族自决”不可能让这些小国团结起来实现“集体安全”。
1918年以后每一个国家都自诩民族自决，但它们都只承认自己的民族，于是一些甚至称不上少数的民族也成为了牺牲品，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比如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
这就造成了一个真空地带，碎成一地的小国挑不起大梁，奥匈帝国的均势基石势必为德意志帝国或者沙皇俄国的继承者所填补，又因为它们都是“新时代”的“群众政治”的国家，在一次大战之后兴起的布尔什维克，以及更后面一点的法西斯，都是选择，它们依靠的是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单纯的强权政治。
于是，__主义出现了，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早，这就对英法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德意志委员会共和国与中欧__主义联盟不是要替补它，而是他们已经完成了替补，正在准备颠覆这个格局。
而在远东的局面看起来似乎更加简单，更多的体现出帝国主义本身的矛盾，而这是可以谈的，可以交易的。
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做着不同的打算，对于英国人来说，亚洲的事务很关键，但远东战略的破产与英国的再武装几乎同时出现，本身就是英国现状的一个反映，得过且过的日子也需要薪柴，这个薪柴会是谁呢，日本、荷兰、法国......不过，不太可能是美国。
而对于法国人来说，贸易所获取的利润显然要大于纷乱的殖民地，想让他们和英国人一起保卫亚洲利益，恐怕是有些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