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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古反对将投机行为纳入刑名，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反对，更不是站在势要豪右的立场上，去维护那些操纵票证价格的晋商，而是基于实践的考虑。
王崇古看着陛下的脸色，低声道：“陛下，这种消息，真真假假，历来都不算罕见，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很多时候，谣言四起，也可能是些游手好闲之徒，张嘴胡，这口口相传，就越传越邪乎，谣言止于智者，分辨是非、断定真伪，就是需要投机者，去判断这些消息的真真假假。”
投机就是投机的真真假假。
不好追查，哪怕是制定好了律法，如何来落实，也是问题。
什么是谣言，什么是故意鼓噪，如何去界定？交易行里本身就充斥着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
在交易行里参加博弈的投机客们，不就是以为自己一定比别人聪明，能够分得清楚真假，进而获利吗？
交易行是个围城，站在外面的时候，会看的很清楚很明白，一旦入局，就会丧失理性，入局的人想要走出去，但沉没成本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如果操纵票证价格入了刑名，不仅仅是行政处罚，那谁还愿意入场？那交易行的新政就是彻底失败的。
“陛下，以这次庄家操纵驰道票证为例，这次他们在十五的时间里，连续操纵，才闹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如果将十五变成三个月，而后徐徐图之，一点点的吃进，一点点的吐出来，这就是臣担忧的第二个问题，如何去界定正常买卖和操纵票证。”王崇古出了自己第二个担忧。
因为界定困难，这个罪名很容易变成箩筐罪，刑名最怕就是这种模糊定义、语焉不详，其危害就是经办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事儿都往这个罪名上靠，最后这个条文会因为过度执行，逐渐变成沉睡条款。
这在大明，不止发生过一次。
王崇古面色古怪的道：“臣愚钝，别去绥远修驰道，就是铡刀放在他们脖子上，估计也是该干还的干，前段时间，大明攻伐板升，照样有白氏通番，有的时候，身在交易行局中，面对那数不尽的蠢货，很难忍住不下手，就像庄稼成熟了，朝廷不能收割，百姓怎么可能忍得住呢？”
“很具体的比喻。”朱翊钧对王崇古的话表示了赞同，他本身事农桑，看到麦子熟了，那就必须得割，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的！看着麦子烂在田里，那比杀了他还难受。
王崇古的话意思也很明确，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这得有多么强悍的意志，才能忍住不割韭菜呢？
“那刑名不行的话，王次辅以为应该如何办才好？”朱翊钧想要知道王崇古怎么填补这个空白，不制定规则是不可能，这是朝廷捣鼓出来的东西，朝廷一定要划出道道来，让人们在规则之下博弈。
王崇古言简意赅的道：“罚钱。”
“罚钱？”朱翊钧眼前一亮，往前凑了凑身子道：“仔细话。”
王崇古颇为确切地道：“五千两以下，罚没所得，并处两倍罚金；五千至一万两，罚没所得，并处三倍罚金；一万两以上，罚没所得，并处五倍罚金，数额极其巨大者，酌情重罚。”
“嗯！好！王次辅拟章来看就是。”朱翊钧最终采纳了王崇古的意见。
交易行是投机之地，要在投机之地，罚没投机所得，并且处罚金，这种行为和脱裤子放屁有什么区别，要明抢就直，需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儿？
其内在逻辑是反贪，其根本目的是，防止官吏和商贾勾结。
官员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地位，总是能够获得比常人更多的消息，一旦官吏和商贾合起伙来，在交易行谋取暴利，这对其他人不公平的同时，违背了大明《宪纲事类》。
《宪纲事类》是专门用于规范官吏行为，一共九十五条，这就是以权谋私的典型，是朝廷反贪的重点。
这次交易行的波动，这个设有门槛的私人交易会，这几个庄家，显然有自己的信息来源，几次精准的提前收到了消息，并且利用这些消息谋取了暴利，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界定的模糊了，但凡是有官员参与其中，就是操纵票证。
处罚多倍罚金，适用于民间的势要豪右富商巨贾，《宪纲事类》适用于官吏，依照贪腐处置。
朱翊钧和王崇古深入沟通了下关于这个处罚多倍罚金之事，在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之后，朱翊钧让王崇古离开了。
“王次辅，留步，留步。”陆光祖见王崇古要回刑部，急走了两步，低声问道：“王次辅，这件事到这里是不是算结束了？”
“怎么，大理卿难不成想要让大司徒或者大司空离任不成？”王崇古眉头一皱，端起了手道：“大理卿就不要整日里和那些科道言官在一起，大明朝廷养着他们，就是让他们挑毛病的，咱们都是做事的，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科道言官并不算是畸形产物，相反他们一直是大明朝廷极为重要的纠错力量，这些科道言官是逮谁咬谁，但做事的六部，却不能像他们那样。
“到这里结束最好不过了。”陆光祖听闻王崇古这么，也是松了口气。
“你什么意思？”王崇古看着陆光祖眉头紧皱的问道：“大理卿的意思是，这次攻讦大司徒和大司空的风力舆论，是我掀起来的吗？”
陆光祖问王崇古是否结束了，这本身就很奇怪，整件事和他王崇古有什么关系呢？！
陆光祖的看法，不是他个饶看法，或许是整个京堂的看法，王崇古有动机这么干，王国光是晋党叛徒，清理门户是第一个动机，第二个动机则是交易行规则的制定，让规则从最开始就有利于自己。
王崇古易怒，他已经怒火攻心，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因为他发现了一件自己过去没有察觉的事儿，若不是陆光祖询问，王崇古也不会去想的问题，他的根基其实已经变了。
他恍然发现，他的根基已经从过去盘大根深的晋党，变成了官厂团造，京官还是用老眼光看人，以为他必然为了过去的恩恩怨怨，要趁机下手，折腾王国光，但王崇古自己很清楚，自己动机不足。
官厂团造，可比依托于族党更加可靠，这一发现，让王崇古变得欣喜若狂。
“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不值一提了，这次可真不是我，但已经有了处置的办法，这些科道言官就不能再咬着不放了，所以我才到这里就结束了。”王崇古解释了一句，也没管陆光祖信不信，就转身离开，往刑部衙门去了。
在人性本恶的鸿沟里，寻找那一条善与恶的界限，是一个长期的矛盾，而且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律法条例，从来没有一成不变。
很快，王崇古就做好了《交易行条例》，补充了《宪纲事类》填补了这一块在律法上的空白，禁止操纵，禁止官商勾连在一起，官员非要充当‘消息灵通人士’，那他会面临罚没所得、降职、罢免、褫夺官身功名、流放等不同规格的惩罚，多倍处罚金，则是限制民间。
在填补了空白之后，科道言官终于消停了下来。
朱翊钧拿到邻二期的《逍遥逸闻》。
自从林辅成在太白楼舌战群儒而不落于下风之后，松江学派算是在大明京堂站稳了脚跟！
而王谦也不再为难林辅成，很快，《逍遥逸闻》对自由的界限展开了讨论，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违背大明律，这是自由界限的第一要素，否则自由学派就成为了助纣为孽，自上而下残忍朘剥合理的鼓吹手。
就像朱翊钧作为皇帝，作为大明最顶级的肉食者，就支持绝对自由，那作为皇帝就可以明抢了，黄公子也可以当街杀林辅成了。
自由秩序，强调个体自由，绝不是无序的自由，而是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进行的。
林辅成对自由的定义非常明确：不受他人意志强迫支配。
这个定义简单明了，甚至看起来有些粗俗，但林辅成就是如此定义，因为很多时候为了让一些定义看起来高雅，过多的注释，反而让定义变得混淆，所以不如简单明聊解释清楚。
为了更加方便直观的理解，第二期的《逍遥逸闻》林辅成详细的描写了江南蓄奴之胜，有富户蓄奴多达一两千人，凡此类奴仆都立有卖身契，子孙累世不得脱籍。
在嘉靖二十六年，太仓钱氏，有乐伎与家丁私相授受，主家不满，而家丁鼓噪索要卖身契，一呼千应，各自到了各自主家门上，并逼身契。
有富户率家丁镇压，奴仆人多势众，攻破家门，举火焚屋；有富户捧契书还于家奴，家奴仍不肯放过，踏破门厅，强淫女眷；有缚主家者，以刀黥刑，在人脸上刻下羞辱的字迹等等。
这次太仓奴变之后，太仓便有了乌龙会，专事打家劫舍，操戈索契，最盛时，寨中有三千四百丁，煊赫一时。
这是一场很少有人知道的奴变，彼时所有饶目光，都看向了倭患，对于奴变之事，少有人听闻，或者干脆混为倭患报闻朝廷。
那只有太仓这一个个例吗？
林辅成在《逍遥逸闻》里，列举了湖北麻城‘里仁会’、常州金坛‘削鼻班’、昆山嘉定‘大刀帮’，这些富有活力的民间社团，有索身契者数万余人，声势浩大，并且逐渐在形成很有凝聚力的口号。
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
林辅成用了长篇累牍的文章，详细的描写了江南奴仆的生活现状、奴仆和主家的矛盾之激烈、斗争之残，对强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批评。
“没了？”朱翊钧翻看到了最后一页，意犹未尽的道。
江南已经发展到了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地步，反抗开始了，奴仆们用各种手段杀死了过去作威作福的主家，手段各不相同，削鼻班会把逮到的主家削掉鼻子，大刀帮把人直接剁碎，乌龙会会占据田产开仓放粮。
“这个林大师，看到了现象，找到了现象背后的问题，也明白了原因，那么解决办法呢？这就没了？”朱翊钧放下了逍遥逸闻，气呼呼的道。
冯保乐呵呵的道：“用林大师自己的话，他们哪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要是有解决之法，还在诗社做笔正？”
作为一个笔正，耍嘴皮的大师，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林大师的极限了，伤疤挑了，至于如何治好这伤，那是朝堂的事儿，真有解决之法，那就该坐到文华殿里当明公了。
“有理。”朱翊钧把《逍遥逸闻》递给了冯保道：“给先生看看。”
“是。”
其实朝廷也已经注意到了问题，王崇古的《请均田役疏》要实现的第一步，就是普查丁口，搞清楚大明到底有多少人，才方便继续进行，而普查丁口，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势要豪右家里的隐丁，隐瞒的人口，其实就是大明实际存在的奴隶。
万历四年十二月，漕运总督吴桂芳回京，上《屯田六议》，其中第四条为：是召集流民给田，开垦无力者，官给牛种，次年还官三稔。纳役原主归认，不许告争。
不许原主告争，就是法律不支持也不承认卖身契，吴桂芳此条是为了屯田，那时候，这一条没办法实现，最终其余五条在大宁卫、全宁卫、辽东推校
那时候大明朝廷的行政力量、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并不能支持这一条的实践，所以，大明的明公们，不是不清楚问题，而是做不到。
朱翊钧拿起了奏疏，这是礼部尚书万士和的奏疏，他写好了新的《海外番国志》，这一卷写的是蒙兀儿国，或者印度，万士和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努力，但是关于印度的史料，实在是太少，记录最详细的还是现在的蒙兀儿国。
万士和在奏疏里讨论一类商品，棉花以及棉布。
明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瓦斯科·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抵达了印度的卡利卡特港，终于直接接触到了印度的织工，这是泰西融一次接触印度织工，不再需要大量的中间商。
在达·伽马抵达印度之前，波斯商人用船只将棉花和棉布从印度运出，而后乘坐骆驼穿过大漠，将货物交给奥斯曼人，奥斯曼人再用船，将棉花和棉布卖到泰西各地。
棉布和丝绸完全不同，棉布是大宗商品，不是丝绸这种和黄金等价的奢侈品，这种大宗商品的贸易，会直接促进海贸和繁荣。
在万士和看来，大宗商品才有资格成为世界性商品，也唯有大宗商品才能促进海贸发展出复杂的、以大明为中心的海洋贸易网络、只有大宗商品才能维持产业的规模、只有大宗商品才能提供足够的财富组建军队，将暴力投射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在万士和看来，棉花棉布，会成为世界性商品。
而大明，在棉花和棉布这个商品上，不占据商品优势。
世界性商品，是万士和提到的一个概念，在他看来，世界性商品需要几个必要的条件，首先是大宗商品，其次是普遍使用，其三是便于保存和运输，丝绸没有这种潜力，因为它的出产有限，也不会普遍使用。
瓷器可以成为世界性的商品、棉布可以成为世界性商品，酒精也可以成为世界性商品，烟草也可以成为世界性商品，白银也是世界性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