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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赶忙俯首说道：“陛下谬赞，臣也是最近才察觉。”
张居正也察觉到接见朝臣的意义。
言官有一个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叫科道言官朝天阙，遇事不决就磕头，科道言官玩这招，玩的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游戏规则就是法不责众，伤了耳目之臣，就是伤了骨鲠正气，就是伤了天下监察之事。
年轻的嘉靖皇帝，就上了这个当，陷入了被动之中。
朝廷需要科道言官履行耳目职责，弹劾不法。
但是皇帝每月初三接见朝臣，陛下亲自回答奏对，有什么话当面说，可以有效避免科道言官朝天阙的无赖招数了。
你有意见，陛下亲自回答，还陈述理由，你要是反对，就当面说，再私下纠集，那就是无理取闹、不忠不孝、天理难容了。
张居正采纳侯于赵的奏疏，并没有想到会有这等效果，当初只是觉得小皇帝日益有了皇帝的风采，能够拉出来遛一遛，让大家都见一见，巩固下皇帝的威权，也回应一下隔绝内外的风力舆论。
今天吴中行来，张居正就察觉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
初三朝会不仅要办，而且要一直办下去，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张居正拿出了第三本奏疏，开口说道：“廷议第三事，边方屯耕，宝岐司奏请遴选农户入宝岐司任职，方便至四方任事，各方水土不同，屯耕亦有不同，番薯救荒不二之法，仍需谨慎推行，暂不折赋。”
廷议吵吵闹闹的进行着，大明政务有条不紊的推行着。张四维除了给自己找到了给皇帝注解史书的活儿，还上奏说继续分校《永乐大典》，并且请命雕版刻录以传万世之功。
还别说，还真别说，这还真是个大活儿。
永乐大典修成之后，虽然有抄录，但是一直没有雕版刊印过，张四维这也不算是凭空造牌，真的找到了立功的地方。
廷议通过，永乐大典雕版刊刻，排上了日程。
关于殷正茂八月中旬攻伐吕宋之事，张居正并没有廷议，这件事，其实朝廷能给的就是政策上的支持，至于其他，也帮不了什么。
张居正拿出了一份奏疏郑重其事的说道：“应天巡抚宋阳山、南京兵备太监张进、松江巡抚汪道昆、松江总兵俞大猷、松江提督内臣张诚等联名上奏：请二事，第一事儿，请命清丈，除苏、松、常、嘉、湖等中心地区之外，连较为边远的滁州、和州、池州等地，也开始改行条鞭。”
七万顷田是南衙五最富硕之地的侵占，而整个南衙，包括滁州、和州、池州现在也纳入了改行鞭法的序列之中。
王国光听闻后，立刻说道：“而这次改行鞭法，要做的是：以人认地，以地计田，以田计粮。”
“自桂萼倡一鞭法，我们始终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政令说是丈量权豪隐匿的田，可实际丈量的呢？都是老百姓的田，真正清丈都是清丈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头上。”
“如果这样做的话，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天下困于兼并，而我们朝廷的政令，越是清丈，越是激化兼并，那就是不施仁义、失道天下。”
“而如果不丈田，这些个权豪，会更厉害，更加无法无天，生杀予夺，天下亦乱。”
“难，两难，乱，丧乱。”
这就是大明的国事，处处都是两难，想找到两难自解的办法，更是难上加难，是做也错，不做更错，只能想方设法的往前走。
王国光进一步的说道：“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困顿于一种没有办法跳出怪圈，清丈错，不清丈也错，一旦吏治有所松懈，清丈、清理侵占，都是无用功，看似下的功夫都是白费的。”
“自然而然的升起了一种悲观，那就是：就这样吧，算了吧，差不多算了，做不做都没什么，为何要做呢？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维持现状，就可以了。”
“别人可以这样，高谈阔论，夸夸其谈，但是财税不行，国帑内帑空空如也，动一动身子都要银子，连上元节的鳌山烟火都停办了，哪儿哪儿都问我要银子，所以我想了个办法。”
“以人认地，以地计田，以田计粮，化繁为简，只收田赋，田在谁手里，就问谁征赋税。”
正统元年起，大明就在江南实行的征一法，就是将部分正赋折银起运押送京师，每年大约有一百两白银的现银入京；浙江、两广有部分实行均平银法、福建出现了纲银法、大明东南的云贵川黔有十段锦册法。
最终发展为了一条鞭法。
而一条鞭法的真正意义：是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乱七八糟、巧立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是一种对赋役制度的简化，同样也是一种巩固税基的做法，是基于田亩的货币税。
而想要真正的实现它，大明需要白银，海量的白银。
王国光继续开口说道：“我举荐，在广东试行卓有成效的潘季驯，出任江西巡抚，并授予兼理军务、全责裁理民田、官田和军屯田的事务；举荐一条鞭法的首创者庞尚鹏，到福建担任巡抚。”
潘季驯是张居正的人，隆庆五年末，是张居正和高拱斗的最是凶狠的时候，潘季驯被晋党雒遵，以漕船沉江事儿弹劾，潘季驯回籍闲住，就是那个谭纶在朝日坛咳嗽，弹劾谭纶失仪的雒遵把潘季驯给弹劾倒的。
而庞尚鹏则是晋党的人，在河东巡盐郜永春、张楚城以河东盐法，弹劾张四维的时候，庞尚鹏被牵连，也致仕归乡。
而本来江西巡抚凌云翼调往两广，任广西巡抚，居殷正茂之下。
一旦殷正茂征伐吕宋不利，那真的是新账旧账一起算，殷正茂就算能侥幸过关，也要到南京做个闲散官，而不是为任一方。
这是一连串的人事任命，大抵就是晋党、张党一换一，都起复了一人。
“我赞同大司徒所言。”张居正首先表态，而且非常明确的说道：“庞尚鹏为晋党，任事不应以党别，我赞同庞尚鹏前往福建任事。”
葛守礼是极为意外的，关于庞尚鹏的任职，当年杨博和张居正也沟通过很多次，奈何张居正始终不松口，现在终于肯松口了。
“好好好。”葛守礼感慨万千的说道：“党锢之祸，国之干臣被黜为民，是国朝损失，今日起用，甚好，甚好。”
张居正是个循吏，谁能干就让谁干，庞尚鹏显然是个能臣干吏，既然他能任事，就让他去。
没人反对，张居正先写了第一张浮票，而后张居正开口说道：“南衙诸官言第二事，则是设立海事学堂，专职培养海事将才、庶弁将、通事、舟师、船工等。”
“《礼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养士之本，在于学校；贞教端范，在于督学之臣。我祖宗以来，最重此选。非经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轻授；如有不称，宁改授别职，不以滥充。”
“外省用按察司风宪官科道耳目之臣，为博誉于一时，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
“今海事荒废因循颓靡亦如此，积弊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
“第一要务，广推举有能任事者，山东、南衙、浙江、福建、广州等临海官员缙绅，即可举荐能用之人。”
张居正说起了南衙诸任事之臣提议设立海事学堂，顺带着，还把吴中行等一众骂了一顿。
朱翊钧也抬起了头，记下了张居正的这句话：耳目之臣，为博誉于一时，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
这话鞭辟入里，将大明晚期科道言官的面目刻画的入木三分，抗旨不遵扶摇直上，违私请托身败名裂。
冯保看张居正说完，开口说道：“海事学堂事涉海贸事，咱家讲的更明白些，这就是块大肥肉，日后门生故旧，都是倚仗。”
“现在元辅让大家推举，这是不吃独食，大家举荐任事之人，最好是真的能做事的循吏，办不成，举荐之人不能任事，元辅先生吃起独食来，各家各门，别再哭闹纠缠就是。”
冯保就负责把话翻译成大家能听得懂的话，把话说明白，增加商议的效率，而不是隔着一层窗户纸，玩你猜，你猜我猜不猜的游戏。
大明明公是小孩呀，还猜！
而冯保的意思很明确，这块大肥肉，张居正拿出来分了，若是遍访贤良，推举出来的人，不能好好任事，那张居正就只能吃独食去了。
“诸位以为呢？”张居正看着所有人。
“这不是我们浙党，要占了天大的便宜吗？”谭纶一听此言，乐呵呵的说道。
晋党、张党都因为地理原因，在海事上，短时间没有能拿得出来的人才，而谭纶作为浙党党魁，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家都是闷声发大财，谭纶这豁达的性子，讲究的就是得了便宜还说出来。
谭纶还真有人选，眼下南京刑部尚书赵锦的儿子赵士祯，就是个火器天才。
“只求成事。”张居正看了一圈，葛守礼、海瑞不反对，礼部尚书万士和、工部尚书朱衡极为赞同的情况下，这建立海事学堂的事儿，就算是有了章程。
万士和犹豫了下说道：“要不要请一些佛郎机人任事？”
“初建仍以明人为宜，安定后再聘请佛郎机人为教习，未尝不可。”张居正稍微想了想，部分赞同了万士和的想法，技不如人就是技不如人，红毛番在海贸事上，就是比大明强，这没什么好丢人的。
大明也有鞑官，就是鞑靼人投效大明为官。
合作与对抗，就像知行、矛盾一样，互相对立而统一。
初建就用红毛番显然不行，等到安定下来，红毛番也不是不能用。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取长补短去芜存菁，是陛下提出对外交流的总纲领。
廷议在吵吵闹闹中结束，朱翊钧并没有让侍读、侍讲入殿，而是颇为担心的说道：“先生以为，殷正茂攻伐吕宋，结果如何，是输是赢？”
张居正沉默了许久，才说道：“胜负乃兵家常事，臣也看了塘报，应该很难很难。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言胜难如登天。”
朱翊钧想了想却摇头说道：“朕觉得殷正茂能赢，若是他赢了，就派他去吕宋做总督如何？”
殷正茂在极南都要做土皇帝了，吕宋孤悬海外，殷正茂到了吕宋做总督，岂不是实质上的裂土分封？入大明则为大明总督，出大明则为吕宋大王。
朱翊钧用人就突出一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能干就一直干，人心，是最坚定的也是最脆弱的，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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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